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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卷家谱展千年

一卷家谱展千年
  

    “寻根稽谱——上海图书馆藏家谱精品展”,将“家谱”——这一渐渐淡出历史的民间文献,重新带入现代人的视野和记忆。从赵宽碑文、儿氏家谱、苏氏谱、欧阳氏谱等历史文献,到孔子、李鸿章、翁同龢、董其昌、鲁迅、盛宣怀、包玉刚、徐寿、贝聿铭等22种名人家谱,从历史沿革的宏观角度,以及个体历史叙述的微观角度,描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。
家谱沿革的几个节点
  赵宽碑文深深浅浅的墨迹、儿氏家谱不规则的边缘,都是早期家谱稚嫩但沧桑的痕迹。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亦看来,有张澍的《风俗通·姓氏篇序》、左丘明《世本》中的《氏姓篇》、荀子《血脉谱》为证,“谱牒之学大致可追溯至战国之时,与封建宗法之制的破坏有密切关系”。
  而在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顾燕看来,这些早期的“家谱”,不能看做严格意义上的家谱,这些所谓家谱是官修之谱,是几个大贵族或者皇帝的“家谱”。“一般来说,家谱是一家一族,百姓的家谱。宋以后才有私修家谱之风。”
  如果视私修家谱为真正的家谱,将之与官修家谱严格区分,便可以得到这样一幅更为精准的家谱沿革路线图:官修家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,与此同时,私修家谱开始出现。隋唐两代,家谱以官修为主,宋代开始至今,私修家谱占据主流,官修家谱则迅速隐退。清初,私修家谱达到极盛。
  而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家谱,指的就是于宋代成熟的私修家谱。在此之前,根据魏晋南北朝、隋唐的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,选官、婚姻要根据谱牒,谱牒便由官方出面修撰。“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制度,门阀制度基础已经瓦解,所以,官修家谱演变为私修。”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陈建华介绍道。由官方修谱到私修家谱,演变的背后是古代官职制度的沿革。
  宋代以前的家谱,如今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,研究者只能从史书记载中间接窥得其大致形态。“宋以前家谱的样态,从史书的引用可以看出,比较简单,主要谈姓氏或者某个人做过什么事情,这和后来家谱‘宗族的百科全书’的概念完全不一样。”陈建华说。至宋代,欧阳修修撰的《欧阳氏谱》,和苏洵修撰的《苏氏谱》,为后代编修家谱定了基本规范。
  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中,最早的私修家谱为明成化四年(1468年)安徽休宁的孙氏宗谱。这部宗谱包括序、源流考、名宦记等等,也讲述了定居此处的缘由:原居山东青州的祖宗,在交趾作战路过新安,因喜欢此处风土,就隐居了下来。
  明嘉靖年间,有礼部尚书夏言上奏皇帝,要允许民间追认始祖,修建祠堂,从而间接促进了家谱修撰之风。明清两朝,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、浙江、江西等地区,几乎姓姓修谱、 族族有谱,而且频繁续修。与此同时,家谱的形式和内容也日趋完善。据陈建华介绍,到了明清两代,一般家谱不仅包括谱序、目录、世系图表等家谱的核心要件,还逐渐囊括了家法族规、契约义田、经济制度、族产的内容。谱序的内容也相对丰富,会涉及宗族的源流、姓氏起源、如何迁徙、家谱缘起等等。
  而时代变迁,也在家谱修撰中留下了痕迹。譬如说,男女平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。于是,在民国,家谱的修撰方式出现令人瞩目的变化:女性进入世系。这一时期,一部分家族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,认为女性同样可以作为继承人,被载入家谱。在丁砚庚等修撰的《[湖南益阳]益阳丁氏宗谱》中有着这样的记载:“近世尊重民权,凡所生之女子,皆得受同等之教育,享同等之权利,参知政事,编入军籍,且能承继财产。此次八修,拟将女子增列世系……”
  “时代的先进理念在家谱中展露无遗。”陈建华说,不仅如此,家谱的编纂者还开始注意家谱“书法”,譬如,对女子修饰的语言,“有人认为‘妾’这个称谓对女子不很尊重,于是便采用其他较为委婉的字眼。”
  而清末状元张骞,在修谱时,将宗族兴亡和国家兴亡连在一起,这也是“谱学思想一个很大的变化”。
  家谱是第一手资料
  夏言提出让民间修建祠堂,其目的是让民众追宗认祖。陈建华介绍说,祠堂,家谱,在古代都有“敬宗收族”的作用。“宋明清尤其康乾以后,修谱完全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,提倡孝道,非常强调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’。”
  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,家谱,也传到了日、韩等受汉文化影响的地区。“寻根稽谱”也展出了来自日本和朝鲜的家谱,编撰格式与中国的十分相似,但亦有其民族特色,如,“和”风味十足的插画。
  顾燕一直有兴趣研究家谱中的名人故事。对她而言,研究者从家族中可以找到一些原始的资料,“比如李鸿章的祖宗是姓徐的,后来过继给一个姓李的后人,才改姓李。如他原名李章铜,婚配是谁,什么地方生,家谱都是第一手资料。”
  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论道:“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,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、平均寿数,欲考父母两系遗传,欲考男女产生比例,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……等等无数问题,恐除族谱家谱外,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。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,实可谓史界瑰宝。”的确,家谱中所保存的大量的人物、经济、移民、文化、民俗、教育、人口等资料对历史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。
  社会的经济情况也在家谱中有充分反映。据陈建华介绍,上海图书馆馆藏清代以前的家谱,竟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属于徽州地区。而且,不仅上海图书馆,全国的家谱流传也呈这样一个分布。“经济决定了修谱活动。”陈建华认为,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无法修谱。徽州地区这一时期族谱的频繁出现,无疑是当时徽商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独特文化氛围的佐证。
  陈建华还提到另一现象:明清时期,南方修谱盛于北方也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。不仅如此,南方印刷业发达这一事实又使得“北方抄本多,而木刻本少,但江南一带几乎均为印刷本”。
  不过,也有学者注意到一部分家谱的编纂目的及机制的局限。这使得家谱这一史料也会带来误导。比如,中国的族谱有时会伴有一种“源远流长”和“名人之后”的迷信。这种现象被胡适抨击为“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,都去认黄帝、尧、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远祖”。历史学家葛剑雄在其文《家谱: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》一文中也指出:“家谱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。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,不是帝王、圣贤,就是高官、名人,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。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,要使本家族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,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。”
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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